创新型领导者的主动心态
资源型领导者，心态上偏向于消极被动，因为他们的中心，放在了外部资源上。而创新型领导者，则是积极主动的心态导向。
中国建国时期，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说过一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这就是一种主动心态，不局限于当前的资源去实现目标。
做想做的 vs 做能做的
我曾经读过一套书：《罗马人的故事》。
这是15册的巨著，写了15年。作者盐野七生，年轻时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疯狂的发掘罗马人的历史。
全书把2000年前的人和故事，阐述的栩栩如生，引人入胜，而且从现代人的视角，对于历史进行了新的解读。就像王崴所说：「我读过许多不同读者的罗马史，只有盐野七生女士，真正带我走进历史。」
读完这本书，我对罗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对于盐野七生女士，产生了好奇：罗马史这样一个研究众多的题材，为什么她的作品能够写的如此出色。
我想作者自己的一句话，是最好的答案： 「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
因为是写自己想知道的，才会发现现有资料的不足；因为是写自己想知道的，才会有强烈的热情去寻求真相；因为是写自己想知道的，字里行间才会有那种强烈的生命力。
这种「做自己想做的」，也是高度的自我意识和主动心态的体现。
保时捷创始人，费迪南德·保时捷说：
一直以来，我都没有发现我梦想的汽车，所以我决定自己创造。
资源型领导者，做事情，则是看基于现有资源，自己能做什么，以此为基准决定自己的选择，哪怕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高水平的创新领导者，通常有超出常人的热情。因为他们往往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追求自己想要的结果。
反过来，资源型领导者，主动把自己的目标，基于现实打折，最终并非自己的理想，也就难以提起斗志。
而也正因为创新领导者，做自己想要的，那就更有动力去「创造条件达成结果」，于是创新就这样产生了。
行不行 vs 想不想
从这里引出一个思维上的差异，就是大多数人，当头脑里有某个目标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行不行」，如果不行，就自动停止了。
而创新型领导者，他们更关注「我想不想」，想，就去做。哪怕现在不行，看有没有办法变得可行。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爱因斯坦说：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社会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爱因斯坦在十多岁的时候，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的速度跟光一样快，会发生什么？」
他想象自己「乘」在一束光上。
顺着这个思路，爱因斯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
对于创新型领导者而言，丰富的想象力，是一个基本的素质。很多创新，首先是在头脑中想象出来，然后再付诸现实的。
然而资源型领导者，想象力往往很匮乏。这当中一个基本原因是，他们头脑被现状限制住了，一旦超出现有资源能够达成的范围，他们连想都不敢想。
敢于想象，本身就是主动精神的体现。不拘泥于现状去想象可能性。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它
Alan Key，计算机行业的先驱，曾经说：
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invent it.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它）。
对于资源型领导者，他们可能有对未来的期望。但更多的是在等待未来的发生。
而创新领导者，不满足于被动的等待，而是通过创造将未来变成现实。
因此，他们对未来往往有更高的掌控性，这样心态上也就更容易正面导向。
这是人类高度主动性的体现，不是接受命运，而是改变命运。
中国百年最牛逼的创新型领导团队
中国过去百年，最牛逼的创新型领导团队，当推中共的开国创业团队。
这个团队的核心，是三个人：朱毛周。
今年是2019年，回到一百年前的1919，因为站对了队，而成为第一次世界战胜国的中国。本来以为可以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随知道却被转让给了日本。
作为战胜国却得到如此待遇，实在是耻辱，弱国无外交。
国内爆发五四运动，反对列强。
一百年后，从势力的角度，中国自己成为了「列强」。
中共创业天团，是逆转中国积贫积弱趋势的关键因素之一。
我们看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和朱毛周领导的共产党。从领导力的角度，又一次形成了资源型领导和创新型领导的对比。
- 蒋介石：资源型领导
- 朱毛周：创新型领导
蒋介石：外部资源驱动
蒋介石，是典型的资源型领导。
他做事的目的，首要关注的就是获取资源。例如蒋宋联姻，旨在结好江泽财团。
苏联人支持国民党，给钱给枪给顾问，他就要「捍卫共产主义」。注意蒋介石曾经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而江浙财团支持蒋介石上位，蒋介石就反过来屠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
蒋介石行事的手段，也是资源导向。
例如军阀对战，他最终获胜，靠的是「袁大头、黄鱼」收买了对手的核心部队。
日本侵略东北和华北，蒋介石寄望的，是「国联的调停」。
后来抗战全面爆发，蒋介石搞淞沪会战，一个核心动机是「在英美利益区战斗，赢得英美干涉」。
抗战蒋介石的核心思想就是「拖到美国参战」。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加入二战，蒋介石在日记里面写「感谢上帝」。
抗战结束，蒋介石觉得共产党不足为虑，三个月就可以解决共产党。为什么呢？还是因为他地盘大、钱多、兵多、装备好（资源占优）。
前面我们谈到，从领导力层次的角度，资源型领导，特别关注权力和关系，因为那是资源的核心来源，也是他们绩效的基础。

这一点蒋介石就表现的很典型。他喜欢称兄道弟拉关系，例如张学良、冯玉祥，都是他拜把子兄弟。当然这些人，本身都是有资源的。而他又关注权术。往往是把权力、资源给自己信任的、好控制的人，而非赋予有能力的人。
蒋介石这套手法，瓦解搞定了不少军阀。那些军阀，本身也是资源型领导者。
然而，他遇到了共产党，这套玩资源的手法就没那么凑效了。
朱毛周团队：内在发展导向
中共有一个基本原则叫作「自力更生」，这是内在发展的视角。
当然，中共之所以坚持这个原则，一开始很大程度也是被蒋介石上了一课。
没有军队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被蒋介石屠杀了。所以共产党也深刻的意识到，靠别人是不行的。
蒋介石这一课，间接催生了朱毛周团队的诞生，给蒋介石培养了他生平最大也最难对付的对手。
中共三人组的朱毛周，如果用创业公司的角度，大概就是CEO毛，CTO朱，COO周。这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顶尖水平的领导团队。
这三人中，毛和周的事迹，广为人知。而朱老总，在建国后诞生的人当中，对他了解不多。其实他是对中共和共和国，超级重要的一位领导者，也是超级有故事的人。
朱德：主动选择人生
朱德出身贫寒，年少入云南讲武堂，从滇军开始他的军事生涯。而滇军领袖蔡锷，被孙中山誉为「再造共和」，是二十世纪初国内少数真正具有民主意识的军人。
袁世凯称帝，蔡锷回滇发动护国战争，朱德在一场关键的战斗中表现神勇，成为「护国英雄」。
然后以战功累升，在滇军中做到旅长，在与军阀战争中失利，拒绝杨森给出的师长offer。因为他觉得此前的救国道路失败，在探索新的方向。对于共产主义产生兴趣，来到上海，经人介绍认识陈独秀，希望加入共产党。但被陈独秀拒绝。
但朱德并没有放弃。
他听说在法国，有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于是决定出国留学，寻找共产主义组织。
朱德戒掉了鸦片，远渡重洋来到法国。他找到旅欧共青团，却被告知负责人在柏林。
于是朱德又到了柏林，在那里遇见了周恩来，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青年团。
此时朱已经36岁，而周、邓还是小青年。这要比十多年前外企高管加入创业公司做员工从头开始难多了，几个人有这样的志向和勇气。
我读朱德的传记，有种强烈的感觉就是他的生平，就是「主动心态」的写照。例如在上海加入共产党被拒，跨越半个地球，去寻找共产组织，主动的追求自己的目标。
主动学习
在德国的时间里，朱德就读于哥廷根大学。这个学校出了50来个诺贝尔奖得主，是当时世界的数学和物理中心。
与其它人不同，他花了很多时间去探索周围的环境，例如体验德国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态，听音乐剧，从各种地方学习。
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与时代》中说：
他来欧洲并不单单是为了读书本，虽然书本即或说不上是多年来智慧的结晶，至少也可说是多年来思想的积累。他来欧洲还想研究欧洲文化，包括能使它强大得足以征服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业和文化方面的典章制度。完成这项任务的唯一办法是走到外面去尽力观摩。
他象当年学习古典书籍一样有条不紊地进行这件事。他首先买一张柏林地图，把每一条街道和每一处机构的名称都用中文注音，标在上面。他的德语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问路的程度，他决定信步所至，沿路遇有博物馆、学校、画廊，或是啤酒店和餐馆，或是雅许他进去的工厂，他都要去参观。他也要去欣赏歌剧，听音乐会。他还要访问议会，游览公园，走访普通人的家庭，看看他们的陈设和生活。他甚至还要参观教堂，看它与中国的寺庙有什么不同。
他常常全神贯注地念书，念得头晕眼花时，他就要出外去了解德国社会，多半是独来独往，不过有时也和新结识的朋友邓演达在一起行动。邓演达是一个很有才干的知识青年，后来在中国革命中是有名的领导人之一，最后壮烈牺牲。邓演达有时与他在一起走一个下午或晚上，由于无法忍受无尽无休的走路，最后只好中途退出。有时朋友们问起朱德在哪里，他答道：
「城内哪里都有他。昨天是在美术馆，前天是在军事博物馆，昨天晚上又去听音乐会。他坐在那里听一个叫做贝多芬的人发明的噪音。他居然喜欢听。他说要把这个人的作品完全听一遍。」
另外一个学生曾经说，「朱德拉我去看歌剧。我睡着了。后来，他问我喜不喜欢？我说，我喜欢休息时的点心，回家时，他教训了我一路。其实，我也喜欢听体育宫众大会上的歌曲，可是德国其他的音乐，简直就是大噪音。」
这又是强烈的主动精神的体现。朱德走到一线，深入调研，保持好奇心，抓住机会去学习和了解各种各样的事情。
而资源型领导者，往往他们会觉得「这个没人教过、没人告诉我」，没人教你不能自己学吗？
危难之际主动承担责任
在德国的调研，让朱德得出了一个结论：
「当我对柏林了若指掌，并着手访问其他城市和工厂之后，」朱将军说，「我开始放弃资本主义可以拯救中国的信念。在我看来，拥有这样熟练技术，这样有纪律、有文化、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而本身也是高度工业化的德国，在战争中仍然是败下阵来，却又要让中国也步其后尘，岂不非常愚蠹。我记得有一次在卡塞尔住了一个星期，看了从铸铁一直到火车头制成出厂在铁轨上行驶，所得到的印象比我在德国参观所有文化机构时都要深。」
认为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朱德的决策思路，是建立在各种调研、掌握大量事实基础上的。这种「充分调研、谨慎决策」的作风，是实事求是的体现。
1927年，朱德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的中将，凭他的资历（护国战争的英雄，即使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是响当当的老资格），在国民党中也可以混的不错。
当时，中共决定发动南昌起义，由周恩来、叶挺、贺龙领导，朱德当时的角色是做配合打下手。
后来起义发动，给朱德一个任务，就是在三河坝，垫后顶住敌人的部队，确保主力部队完成任务。
因为朱德只有500来人手下，临时调拨了叶挺部队的3000人，给朱德指挥，要拖住敌人3天。
朱德指挥了3天，完成了任务，部队伤亡六七百人，然而却得到消息，几万人的主力部队失败了，被打垮了，现在只剩下他们这支本来殿后的部队，两千多人。
当时形势非常严峻，周恩来患了疟疾，在风雨飘扬中，乘船到了香港。
部队人心惶惶，在这种情况下，朱德维持了指挥权。
部队一路转战，一路思考下一步的方向。中间有战斗减员，也有逃兵。
人数最少的时候，只剩下了800人。
师以上干部只剩下朱德，政工干部只剩下陈毅。
在这种情况下，朱德给大家讲话，说了两点：
1）共产主义必然胜利
2）革命工作必须自愿
他还举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例子。
大多数人估计没搞清楚十月革命，但是从朱德身上感受到了信心。
最终部队穿破重重阻挠，成功带上了井冈山，跟毛泽东秋收起义后的部队会合，这是红军日后发展壮大的第一桶金。
当时，秋收起义的军队，基础是工人农民，战斗力差。而南昌起义带上井冈山的，基础是叶挺的铁军，职业军人战斗力强，对红军战斗力形成，至关重要。
如果说中国红军是一家企业，毛是全局领导人，而朱是业务领导人，带领销售部门攻城略地。所以太祖后来讲没有朱哪有毛哦，你可以理解为「业务都做不下来市场都没有谈屁管理啊」。
如果理解了朱德这个人，你就会发现共产党军队的思想、组织、战略战术模式，和他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例如：
1）早在滇军中带兵的时候，朱德就采取了「优待士兵」的管理方针（那时候中国，普遍是军阀式带兵，军官瞧不起士兵，习惯采用打骂等手段管理）。
2）在云南山地作战时，朱德已经有了游击战的经验，这些后来在红军的战略战术中也体现了出来
3）将思想贯彻到军事制度和运营中，是需要丰富的军队实际运作经验的。这些在当时是朱德的能力和责任范围
Peter Thiel在他的著作《Zero to One》中说，看一家创业公司，很多时候这家公司的规则，是在开创的早期就决定了。就像今天我们宇宙的规则，很可能在宇宙诞生时最开始那一刹那，已经固定下来了。
在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整编部队时，人数最少只有800人。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重要基础，战斗力的核心。蒋介石兵败大陆，其军事力量主要被歼于东北战场和华东战场。指挥东野的林彪，指挥华野的粟裕，都是当年800人之一。
另外要注意的是，中共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但却坚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没有变成军阀部队（军事领导主宰全局）。
这里军事领袖的素质就非常的重要了，要能搞军事而且没有政治野心，可以与政治领导人密切合作。
从权力欲的角度，朱德可以说没有野心。然而从另外的角度，他又非常有野心，那就是建设一个强大的、新的中国。
主动发展员工
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中有这么一段：
红军就在这块高原休息、洗澡。他们把破烂衣服缝补好、又下锅煮过，用以消灭一直折磨着他们的虱子。他们治疗受伤的脚，又用结实的绳子打成凉鞋，鞋底和鞋帮有不同的色。他们的教育一天也没有停过。每天早晨，可以看到一连一连的队伍在出操或者演习，一天两顿饭，第一顿吃完后，他们就听军事指挥员或政治领导人讲课，或者举行讨论会。
普通的教育课目，例如阅读和写作，当时并没有象后来那样作系统的讲授，但就在这土地革命开始的时期，指战员们也设法抽出时间来扫除文盲。铅笔和纸张十分珍贵，大家常常围成一圈坐在地上，用细树枝在地上写字和写数码。
但红军最有力量的教育方式、并且是它一向所用的方式，乃是总结过去战斗或战役的会议。这些会议每一个战士每一个指挥员包括朱德和毛泽东参加。一切等级都没有了，人人有充分发言的权利。不但讨论一一一必要时还批评一一战斗或战役，是任何指挥员或战上的行为，都可加以批评。当然，如果批评失当，人人可以为自己辩解，如果批评是正确的，他们就要受到司令部的处分。
朱将军把这些会议放在头等重要地位。他说，这样可以使人们在多方面得到培养和教育，而且可以保持军队民主化。有了这种办法，他说，凡是在战斗中失职的人，或是违反军队民主规章的人，都要降级并接受再教育，凡是那些表现优异、特别勇敢的人，都可以晋级，同时，那些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意见的农民战士，也可以学会思考和讲述他们对军事、政治和个人问题的看法。他可以体会到民主军队的性质同旧封建军阀军队有什么不同，他懂得了警惕性和责任心，他也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作为革命军队一名成员的重要性。
在同样的会议上，新的战斗或战役计划也提交全体讨论，朱德十分重视大家在会上提出来的问题或想法。
「我们指战员虽然在战斗中接受任务，可是我们从不像国民党军队那样，只让他们奉命执行而不了解其中意义，我们是一支正在建设未来的人民革命军。」
文中可以看到，在红军初创的时候，领导者就设法抽出时间扫除文盲（当时的农民基本上都是文盲）。组织全员参加的战斗总结会，总结经验教训，培养士兵思考能力，提升他们的业务水准。
朱将军把这些会议放在头等重要地位。他说，这样可以使人们在多方面得到培养和教育，而且可以保持军队民主化。有了这种办法，他说，凡是在战斗中失职的人，或是违反军队民主规章的人，都要降级并接受再教育，凡是那些表现优异、特别勇敢的人，都可以晋级，同时，那些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意见的农民战士，也可以学会思考和讲述他们对军事、政治和个人问题的看法。他可以体会到民主军队的性质同旧封建军阀军队有什么不同，他懂得了警惕性和责任心，他也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作为革命军队一名成员的重要性。
今天我们的条件，可以说比那个时代好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有多少领导者，有这样的见识，把「帮助员工成长」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
同样可以看到，红军不仅仅是简单的「布置任务」，而是会把战斗计划交给全体讨论，让员工参与进来，同时也让他们了解更大的意义所在。
朱德这样的领导者，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不仅仅是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而且培养和发挥下属的主动性。于是，他们打造出了充满主动精神的新式军队。
信仰资源 vs 信仰人
无论是比尔盖茨，还是朱德，他们花力气投资于人，我觉得一个根本原因，是对人的信任。
相信人是高价值高能力的，能够成事，尊重人信任人发展人，这是做很多事情的前提。
就用共产党来说，红军当年的主要士兵，是农民，通常字都不认识。
地主阶层，是鄙视这群人的，认为他们是穷鬼、泥腿子，国民党认为他们成不了大事。
那时候没有屌丝这个词，否则地主们、蒋介石肯定会说这群人是屌丝。
旧军阀、国民党军队，既鄙视这批人，还要利用这批人。军队很大程度上，是拉壮丁。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军官鄙视士兵，打骂、羞辱士兵是常事，还克扣军饷。
然而共产党却相信农民发动农民。
上次看到一个当年共产党的标语，写着「老乡，参加红军可以分田地」。这文案水平，简单明确有吸引力。
共产党把农民团结起来，被鄙视的穷鬼泥腿子，有了战斗力，团队不断的进步。
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作战。共产党军队，经常是小股武装，几个人的小分队，出去侦察情报、骚扰对手，国民党很头疼。
国民党也觉得这个方法挺好，但是他们干不了啊。
因为除了少数精锐部队，大多数军队都是拉壮丁拉来的，士兵士气低落。你要让他们去小分队行动，恐怕自己就跑了，还可以顺便卖枪给共产党赚钱。
嗯，平时因为害怕士兵逃跑把枪偷取卖了，国民党军队，不打仗连枪都要统一管理。
国民党军队出动，必然是规模比较大啊。一群当兵的干活，还有当官的监督大家干活。
组织能力，实在是差的太远。
反过来，共产党军队这边，相比之下给士兵待遇不错，按时发放工资，还受尊重。
很多时候国民党的人投降过来，以前不能打的，现在能打了。这就是组织的力量。
而且这些投奔过来的人，还会去给以前的同事说，共产党这边尊重人，工资不错，还能打赢，是我们老百姓的军队，要不你们也过来吧。
这是口碑营销。
相信员工发展员工，和鄙视员工利用员工，是两种思路。
再比如抗战。
毛泽东写《论持久战》，讲要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
国民党，从一开始跟日本，就更多的寄希望于外部力量。例如最早希望国际联盟的调停，再然后希望美国调停。
珍珠港事件爆发，国民党松了口气，觉得这下好了，美国人来干日本人要完，我们就准备躺赢吧。
有外援不错，但是你自己要争气啊。到了1944年，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还能发动豫湘桂战役，把国民党打的一败涂地。
美国人一看，哎国民党是指望不上啊，还是让苏联人来吧。于是苏联出兵东北，打掉关东军，而也因为这个，中国失去了对外蒙古的控制。
抗战结束，国民党清一色美式装备军队，蒋介石底气大增，又开始鄙视屌丝共匪。
然后打着打着，各种美式军队没了，老蒋成了运输大队长。宋美龄再次出访美国，希望获得援助。
美国国会议论纷纷啊，说国民党就是个垃圾股。从我们这里拿了多少投资，结果呢，业务搞得一塌糊涂。
而且，国民党管理腐败啊。上午美国援助的装备到港，下午就出现在黑市里面啦。美国纳税人援华的美金，最终被国民党高官们，洗钱洗回了美国的银行。
你们把我们投资人的钱，这么浪费，下次还来募资，当我们傻逼呢。
然后，美国爸爸没给钱啊，那这彻底没法打了，跑吧。
共产党立足于自力更生，国民党立足于抱大腿。
立足于抱大腿的人，是缺乏对自己的信心的，认为自己是低价值低能力的。所以，其实心态上，国民党才是屌丝心态。反而共产党，是精神上的高帅富。
所以美国跟中国一线接触的人，看看重庆，再看看延安，觉得哎呀我们应该援助共产党啊，他们才是能成事的人。
资源型领导，信仰资源；创新型领导，信仰人。
后者，也是主动心态的体现，相信人能够成事、能够改变现状。
创新型领导：对质量的把控
朱毛周三人，在他们负责的工作范围内，都是行家。
- 毛泽东：全局政治、宣传工作、军事战略
- 朱德：军事战略、军队建设、作战
- 周恩来：行政工作、关系（内部关系与外交）、情报
在上述的领域，这三位都是很非常高的水平，而且组合起来，正好几乎覆盖了组织运作的核心领域。
这三个人能够很好的管理这些领域的工作质量，既能自己干，也能发展人和团队。
于是，中共各个领域工作的质量，都很高。例如情报工作，后期蒋介石桌面上的情报，很多时候都会有更详细的摆到共产党领导者那里。
行家带团队的好处就是，可以直接做给你看，也知道团队需要这样的资源。
例如今天很多老板，搞自媒体做营销，老是跟员工说你要写出吸引人的内容。但怎么写呢？老板自己不会啊。
要是毛泽东，估计就自己亲自写一篇，给你看看什么是好的营销内容。
毛太祖或者鲁迅这种人，穿越到今天的时代，依然会很快成为公众号大V，水平在那里呢。
前提是，不被封号的话。
资源型领导：对质量的忽略和无奈
作为资源型领导者的蒋介石，就不行了。
他习惯了靠资源去解决问题，自己缺乏高生产力的一线工作能力，也缺乏关注质量的意识。
这样以来，他也容易被下属忽悠，因为不懂。而为了防止被忽悠，他还是只能依靠他人。
而因为关注控制资源，他又不能以质量、生产力为原则来分配权力和资源，更多的是任用私人。
国民党中不乏有能力的人，然而却难以在蒋介石的体系中得到重用和发挥。
共产党创新性的，在中国建立了现代化的政党和军队；而国民党，整体还是停留在旧式党派和军阀时代。从生产力的角度，拉开了档次。
机会主义者 vs 战略家
资源型领导者，很容易成为机会主义者；而创新型领导者，更可能成为战略家。
我们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例如无论我们怎么努力，哪怕不吃饭不睡觉，学习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天24小时。这样一来，到底如何将好钢用到刀刃上，就至关重要。
一个清晰的战略，能够帮助你将有限的资源，加以充分的利用。
例如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战略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有了这一条，假设有天情报说广州兵力空虚，要不要打？通常应该是不要，因为它不符合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个战略呢？
因为共产党的主要支持力量，在农村；国民党在城市力量强大。同样的人力、物力，去打广州，可能也能造成一些影响，但是哪怕拿下了城市，共产党在城市里缺乏支持，再加上国民党肯定会反攻，还是要退出来，而且有人力、物力的损失。
反过来，用这些资源去经营农村，那么可能就会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把农民发展起来，建立政权，产生新的兵源、财源，一步一步壮大自己的力量。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基于这样的战略。
有清晰战略的人、组织，他们做事情往往重点分明，有所为有所不为。因为他们知道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更能产生高回报的领域，这必然意味着，要放弃很多其他的机会。
反过来，没有清晰战略的人，背后往往是缺乏明确的优先级，习惯于平均用力，眉毛胡子一把抓，或者被动的对紧急情况做出反应。看上去可能很努力，但未必真正的产生了好的效果。
资源型领导，他们是被外部资源驱动的，所以看到哪里「有机会」（所谓机会，无非是容易获取资源的机遇），可能就被吸引过去了。
股市里就一群机会主义者。今天听说这个板块有利好，就拱这块；明天听到那个股票有内幕，就拱那块。哪里有「机会」，哪里就有他们。
左倾机会主义 vs 右倾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导向的人，通常都有心态不稳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情绪、行为，严重依赖于外界的各种变化。
而且，因为这种短期驱动的倾向，他们很难聚焦于长远，去做那些对长期至关重要的基本工作。例如靠各种消息炒股的人，很难去研究什么公司，是有高度的成长潜力的。
这样一来，他们所「投资」并且期望有高回报事物的基本面，往往成问题。例如手头的股票本质上就是平庸公司。
严重机会主义倾向的人，往往是赌徒心态。不愿意投入扎实的基本工作，而是希望以小博大，占便宜，甚至一把翻盘。
过去几年，创业风行，其中的很多创业者，就是机会主义倾向严重。
这种赌徒心理，导致人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也就是共产党说的「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
所谓「左倾机会主义」，就是盲目乐观、激进。例如炒股，觉得「抓住这个机会就能稳赚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就是过度悲观、消极。从炒股上来说，就是觉得市场完蛋了自己再也起不来了。
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往往会在这两者之间切换，取决于自己当时所处的环境。例如市场好，就觉得一切顺利自己很牛逼；而市场差竞争激烈，就觉得自己不行没机会了。
查理·芒格，巴菲特的合伙人，讲过一句话，说「让自己得到一个事物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自己配得上它」。
而机会主义者，心态是「让自己得到一个事物的最好办法，就是赌一把」。
机会主义者的蒋介石
蒋介石，就是机会主义倾向很重。
最早他在证券交易所搞交易，亏钱亏光了，于是投奔孙中山干革命。
开始蒋介石想拉日本人投资，日本人不理他。苏联愿意援助，于是蒋介石就成了共产主义的支持者。
后来抱上江浙财团的大腿，反过来又屠杀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
跟日本对抗，他做事情的目的，就是等着外国干涉的机会。
所以蒋介石的心态很不稳定，在困难的时候，自己和团队弥漫消极气氛。而当形势超出预期，他又过度的激动甚至激进。
战略驱动的共产党领导团队
而共产党的领导团队，是战略驱动的。例如抗日战争，毛泽东写《论持久战》，分析中国的形势，说明战争是持久的，中国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但过程会很艰苦。
围绕长期战略，关注内在发展，一步一步的走。
尽管资源匮乏，整体来说共产党团队的氛围，却是积极主动的，心态平稳。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既能解决问题，也有轻松愉悦的气氛。
马云与任正非：心态差异
我们看马云和任正非。
从企业外部环境来说，阿里面临的环境，要比华为好多了。
然而从领导者的心态来说，马云的996讲话，基调是消极被动的，觉得不996就没办法。而任正非的讲话，透露着主动精神，例如「安卓要能用我们还是用，不能用那我们就自己来」。
心态能力，是领导者的一个核心能力。资源型领导者，注定很难有好的心态，因为他们重心在外，那就容易被外部调动。
如果因为有丰富的资源，他们心态好，那个是假的。心态又不是看你条件好时怎么样，而是面临困难情况，会如何表现。
对于资源型领导者而言，他们面临心态问题，往往没能意识到根源在于自己的关注重心，而是希望通过获取和掌控更多的资源，来稳定心态。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对资源的过度索求和控制欲。